引言

10世纪前,河北地区藩镇内部争斗不断,为契丹南下提供了机会——10世纪前期契丹在河东路共南下8次,史籍中除天显十一年(96),南援石敬瑭外,其他几次南下活动记载较为简略,这说明了契丹在河东地区的军事活动规模并不大。究其原因,河东地区的政权较河北地区稳定。李克用家族自唐末以来,一致控制着河东地区,内部鲜有纷争,可以集中力量应对契丹的入侵。

契丹南下河东路线

由于河东路北部为内蒙古高原,地势平坦无险要关隘,因此契丹的南下亦无方向选择的必要。但在行军路线上大致也有三条南下道路。第一条路线,从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经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南下,是唐朝回鹘南下河东的一条重要道路。

10世纪前期,契丹也多次试图从此路南下。《通鉴考异》认为“后唐振武节度使亦带安北都护、麟胜等州观察等使,石晋以后皆带朔州刺史。据此乃治蔚州,不知迁徙年月。”胡三省与《通鉴考异》观点恐都不成立。

无论是《辽史》还是《资治通鉴》或《旧五代史》俱载契丹进攻蔚州的事实,因此胡三省认为蔚州是朔州误,不成立。此外振武节度使治所移至朔州或蔚州,也不成立。契丹在进攻蔚州前,晋王将领李存璋被“授大同防御使、应蔚朔等州都知兵马使。”后梁贞明五年()晋王李存勖率“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洺、麟胜云朔十镇之师”进攻后梁。

“麟胜”即振武军,“云朔”即大同军。可见这段时期内朔州始终是大同军属州而非振武军,振武军治所并未移至蔚州或朔州。《资治通鉴》后梁贞明二年()八月条,将契丹“遣使以木书求货于大同防御使李存璋,存璋斩其使,契丹进攻云州,存璋悉力拒之。”此事记于契丹攻蔚州后。笔者认为此事恐在进攻蔚州前。振武在云州西北,蔚州在云州南边,从振武至蔚州,契丹必须经过云州。

契丹进攻蔚州后,再北返进攻云州不合常理。此外云州作为大同军治所,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契丹直接绕开云州而攻蔚州,也容易遭到云州军队的背后袭击。契丹自“麟、胜”北上攻振武军,亦是为了长驱云、蔚时免遭振武军从背后攻击。由于契丹此次军事进攻最初的目标是“麟、胜”地区的游牧民族,而非汉地,汉地只是契丹回军时的进攻目标。因此,自振武南下“麟、胜”,也就变成了自“麟、胜”北上振武。

契丹此次南下的路线,正如《旧五代史·契丹传》所载“自麟胜陷振武,长驱云朔”。只是其中朔州应为蔚州。除此次外,契丹在天显七年(92)十一月与天显十一年(96)六月,也曾试图经胜州黑榆林的南下河东,但最终未能成行。除振武路外,契丹南下还有另外两路。

天显九年(94)四月“唐李从珂弑其主自立。人皇王倍自唐上书请讨。八月十四日,自将南伐。”太宗于九月十八日“次云州。二十日,拔河阴。十月二十日,略地灵丘。十一月初五,围武州之阳城。壬寅,阳城降。癸卯,洼只城降。”

这条行军路线是呈几字形的,河阴(今山西应县西南)、灵丘(今山西灵丘)靠南,武州(今河北文德),云州靠北。并且河阴地在应州西南三十里处是太原北出云州的必经之路,灵丘是太原东北经代州通蔚妫幽州道的交通要道,这就意味着契丹到达太原北大约有两条路,一是过云州经河阴南行雁门,一是从武州西南下过蔚州灵丘入代州。这两条道路都是太原通塞北的重要道路。也是契丹南下河东地区的另外两条道路。

天显十一年(96),契丹南下援助石敬瑭便是取道云州。天显十一年七月,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因受后唐末帝所讨向太宗求援。八月七日,“应州奏,契丹三千骑迫城。”“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而南,代州刺史张朗、忻州刺史丁审琦婴城自守,虏骑过城下,亦不诱胁。十五日,契丹主至晋阳,陈于汾北之虎北口。”

从这两段材料看,太宗北入太原的路线是应州(今山西应县)、代州(今山西代县)、崞县(今山西原平)、忻州(今山西忻县)一线,虽从何方向进入应州史无明载,但仍有迹可循。天显九年,契丹已经有了过云州南下应州的经历。

此外,《辽史·太宗纪》载辽太宗与这年五月到达沿柳湖,而沿柳湖地在上京道怀州附近,此地位于云州北方。太宗若派军从沿柳湖南下至应州则必过云州界。因此,契丹此次南下的路线应是云州-应州-代州-崞县-忻州-太原。

契丹南下路线的行军方向

在获取燕云十六州后,契丹南下不再有选取行军方向的困扰。太宗时契丹南下主要有三次,在河北路大多以幽州作为出征地,其行军路线具是经易州、定州一线南下。河东地区虽有两次南下,但都出征不久旋即失败,因此对于河东行军路线仅做叙述,不做讨论。

一是会同六年(94),由于后晋出帝“背德违盟”,太宗决定再次南征。会同六年十二月,太宗“如南京议伐晋。”次年正月初一,契丹分为河东,河北两路南进。“赵延寿、延昭率前锋五万骑次任丘。丙子,安端入雁门,围忻、代。”但河东路安端于同月二十九日被击溃于忻州秀谷,因此南征主力为河北路军。

开运元年(契丹会同七年)正月初二,“沧、恒、贝、邺驰告,契丹前锋赵延寿、赵延昭引五万骑入寇,将及甘陵,青州杨光远召之也。”“太原奏契丹入雁门关。恒、邢、沧皆奏契丹入寇。”从这两条史料可见,送抵后唐朝廷的边报中并没有深、冀二州的消息。

此外,沧州(今河北孟村北)、贝州位于河北东部,恒州(今河北正定)、邢州(今河北邢台)、邺城(今河北临漳)在河北西部,河北路契丹军明显分为两路并且绕开了深、冀二州。赵延寿一路从莫州任丘(今河北任丘)出发后兵峰直指贝州,但从何路攻贝州,史无明载。

从上引史料可见,赵延寿军南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青州杨光远召之”,赵延寿有援助杨光远的任务,其从沧州南下与青州(今山东益都)仅隔一棣州(今山东惠民),若从深、冀二州南下则距离更远。另外,会同六年十二月,太宗“如南京议伐晋。命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沧、恒、易、定分道而进,大军继之。己丑,次元城。”

从这段行文看,赵延寿、赵延昭应是从沧州南进。同时从这段史料也可得出,另一路契丹军是从易州、定州方向进军恒、邢、邺三州。然而这一路的统帅在会同六年议定的是安端、解里,但在会同七年的南征中,安端帅军出雁门,易定路军的统帅发生了变化。

在赵延寿围贝州的第十天易、定方向契丹“次元城”,《旧五代史》与《资治通鉴》俱载屯驻在元城的契丹统帅为太宗耶律德光,可见易、定路军是由太宗统帅一路南下的。这与会同六年(94)议定的南征计划在会同七年()变化刚好符合。

太宗的进军路线

太宗在屯驻元城后赵延寿也从贝州赶到魏州屯驻在南乐,此后契丹与后晋军队的战斗主要发生在魏州境内。至此,契丹会同七年(),由河北路南进的赵延寿军进军路线为莫州任丘-沧州-德州-贝州-南乐。

太宗的进军路线为幽州-易州-定州-恒州-邢州-邺城-元城。二是会同七年十月,“天授节,诸国进贺,惟晋不至。”太宗为惩罚后晋的不敬,再次南征。同年闰十二月初一,“阅诸道兵于温榆河。己卯,围恒州,下其九县”。

会同八年()正月初三,“分兵攻邢、洺、磁三州,杀掠殆尽,入邺都境。”这次契丹的南征路线较为清晰,契丹攻下的九县并不全是恒州属县,其中鼓城(今河北晋县)属定州,莆泽(今河北新河)属冀州,藁城(今河北藁城)属恒州,栾城(今河北栾城)、元氏(今河北元氏)、高邑(今河北高邑)、柏乡(今河北柏乡)、宁晋(今河北宁晋)属赵州(今河北赵县),昭庆(今河北隆尧)属邢州。

因此契丹的行军路线应为瀛州-定州-恒州-赵州-邢州-洺州-磁州-邺都。在后晋北援军队到达邺都后,契丹撤军北还。同年三月,后晋派军北征。

太宗再次率军南下,但契丹并未深入作战,作战范围大致在瀛、莫、易、定四州之间,两军在这一范围内来回缠斗,三月二十七日契丹在莫州白团卫村被后晋军击败。三是会同九年()九月,契丹经过一年的休整后再次南征。此次南征契丹仍从河东河北两路出军,但都失败而归。十一月契丹再次出兵南进。

结语

总的来说,这次契丹的南进路线也较为清晰即行军在我国古代有六种含义,其中之一便是“军队转移”,但我国古代军事著作对于“军队转移”的路线选择未有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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