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科学技术中的天文学和算学有着突出的成就。隋朝天文学家刘焯（—年）著有《皇极历》，曾在理论上提出测量子午线长度的方法，目的在于否定过去所谓“表影千里差一寸”的说法。他请隋朝协助实测，但未被重视，没有实行。唐玄宗时期，天文学的发展十分明显，在仪器制造、天文计算、实际观测以及文字历书编纂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天文学家张遂（—年）精通天文历法与阴阳五行之学，出家嵩山，法号一行。玄宗时被召入长安，从事天文历法研究工作，接受刘氏学说，建议实测。从开元十三年（年）开始，他率领一个科学考察队到河南滑县、浚仪、扶沟和上蔡等地观测天文自然现象，实测滑县、汴州（开封）许州（许昌）、豫州（汝南）一线纬度得出子午线长一度长.27唐里。
这个数据，虽然与近代科学数据相差甚远，但在当时的观念中已包含了地球大小的意义这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一个创举。西方国家最早关于子午线的测量，是伊斯兰教阿尔曼孟于八一四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地方举行的，比我国实测晚了九十年。历书编纂与天文仪器制造，也取得不少成就。傅仁均的《戊寅元历》（年）、李淳风的《子元历》（年），都比旧历更为精密，推算方法也有进步在此基础上，张遂于开元十五年（年）编成闻名中外的《大衍历》。这部历书的准确率超过了前代诸家历书，所谓推步之法，至大衍备矣”。《大衍历》的突出成就，是根据日影实测来确定历法，纠正前代历法中的许多错误，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天文仪器制造首推李淳风设计的“浑天仪”，既复杂又精密，表里三重，可以测量天体经纬日月星辰。张遂与梁令瓒等创制的“黄道游仪”（测量星辰经纬度的天文仪器）和“铜浑仪”等，“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证明”，说明恒星本身位置在移动。此说也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举，西方国家直到十八世纪初英人哈雷才创此说。在天文学迅速发展影响下，唐代算学也有显著进步。当代著名算学家傅仁均、李淳风等人贡献最大李淳风曾经广泛地整理了古代算学遗产，他注的《十部算经》，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算学提供了方便条件。另一位唐初大算学家王孝通，对算学的研究更有重要收获，他著的《缉古算经》，提出三次方程式的正根解法，对中国古代代数学上的方程式论有卓越贡献。
隋唐医药学，是在人类长期同疾病创伤斗争的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国家医药教育制度健全，分科精细，已有内科（脉经）、针灸、妇婴、痈疽、金疮、耳眼五官等治疗科目，对疾病鉴别比较正确，如对痘疹、霍乱、麻风、鼠疫、肺结核、疟疾、痢疾等传染病都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凡是因前代战乱散失的医典文献，到隋唐时期有全面的整理与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成书者不下百数十种。隋代著名医师巢元方著《诸病源候总论》和唐代著名医师孙思邈（-年）著《千金方》，是我国古代医学上的伟大著作。《诸病源候总论》一书共五十卷，分六十七门，一千七百二十论，总结了前代医学遗产，加上作者的临床经验，成为疾病分类和鉴别诊断的巨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病因病理学。
本书对病因、症状方面的记载，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如对传染病、寄生虫病、伤寒、麻风等都有精确的论述。作者认为:传染病因是由外界的“戾气”引起，并可互相传染，应“须服药以防之”，这种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之，《诸病源候总论》一书，一向为历代名医所推崇，直到今天仍为我们研究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文献。孙思邈，京兆华源人，为人好学，医学造诣很深。隋唐王朝多次授以官爵，孙氏皆借故不仕，而专攻医学。他的《千金方》共三十卷，总编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千三百首。其中包括了“脏脉之论，针艾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始妇人而次婴孺，先脚气而后中风、伤寒、痈疽、消渴、水肿。七窍之疴，五石之毒，备急之方，养生之术”等这部名著不仅研究和总结了前代医学成果，搜集了许多单方或秘方，而且对我国古代医学有很大的革新和建树。
他打破了汉代名医张仲景学说的范围，诊断不完全根据《内经》，用药不完全根据《神农本草》，而只是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广泛地利用民间成果，凭借个人的临床经验，达到很高的医疗效果。开元天宝时代，医药学又有新发展。在医学理论的整理与提高方面，以王冰注释的《黄帝内经素问》最为有名。王氏以谨严的治学态度，广泛搜集各种传本，进行详细考订，重新编次注释，历时十二年，于开元十四年（年）完成这部名著；在方书编纂整理方面，《外台秘要为代表著作。编者王二兼通晓前代医书，他为了弥补隋代著名医师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中有论无方的缺陷，曾广泛搜集大量资料，于开元十一年（年）编成本书。此书共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载方六千多条，其内容包括伤寒、温病、杂病、妇科、儿科以及针灸等，先论后方，疗法丰实。
特别是其中的艾灸法、人工急救以及护理方法，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唐代药物学也很进步。唐高宗显庆四年（年）苏敬重订的《唐新本草》，是世界第一部由政府修订的药典。全书共五十三卷，收中药八百四十四种，比前代增加一百十四种。有关私人著述更多，如孟诜的《食疗本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萧炳的《四声本草》、杨损之的《删繁本草》、李含光的《本草新义》等，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的药物学都有贡献。隋唐建筑学，已达相当成熟阶段，在城市、亭园、桥梁、民宅、宫殿、塔寺等方面建筑都有很大的进步。赵州大石桥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创造。它的原名为安济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南五里洨河之上，隋代工匠李春监造。
这座桥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车马仍可通行。大石桥不但是我国最古的石桥，并且也是最早建造的一座“空撞券桥”。它由四十五块左右的一吨重的石块砌成。券的净跨度有37.45米，是古代有数的大券。券的高度却只有7米多，与跨度之比约为1:5.23。大券两端还各有两个小券，主要的作用是可以减轻大券及桥基的荷载，又可分洪和节省建筑材料。同时小券对石桥本身也增添了美观、玲珑和生动的姿态。石桥的跨度低弧和小券的设计科学，在我国古代工程技术上具有极大的成就，表现了工程技术人员的高度创造性。这种“空撞券桥”的建筑，在欧洲始见于十四世纪法国泰克河上的赛雷桥，但比大石桥已迟了七百多年，且已早毁。因之，大石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空撞券桥”，它是我国建筑史上桥梁建造的光辉范例。
隋唐时期盛行塔寺建筑，九世纪中叶兴建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是国内仅存的唐代木构建筑。大殿建筑结构简朴，柱、额、斗栱、门窗和墙壁，全用土朱刷饰，无采画。正殿广七间，深四间。殿的斗棋雄伟，屋顶坡度缓和，广檐翼出，并有硕大豪迈的气魄。总计大殿斗栱八种，为我国木构斗栱最早的实例。从中可以看到我国木构建筑设计十分科学，匠人设计既符合力学原理，又巧妙地表现了它的装饰作用，将我国木构建筑技术向前推进一步。唐代建筑的佛塔很多，唐初于山东长清灵岩寺兴建的慧崇塔，石造单层小塔，平面正方形，是唐代通常的形式。圣历二年（年）于长安兴教寺兴建的玄奘塔，砖筑五级平面方形，国内现存砖塔之砌作木构形者，以此为最古。武后时于长安慈恩寺兴建的大雁塔，是玄类法师从印度带回图样设计的，砖筑七级，高约六十米，第一层方约二十五米，表现出当代匠人们的高超建筑艺术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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