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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祠的制度规范
清代一些望族，在某时、某地出现过名人的家族，更以兴修祠堂为荣耀。安徽、福建、广东、山东等地，都相继建造了不少祠堂。这些祠堂规模较大，建筑艺术和装饰艺术都很突出，在我国的祠庙建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国祠堂建筑的位置和布局有三类：1.由前辈的住所改建而成的祠堂。2.按朱熹《家礼》“正寝之东设四龛”，供奉和祭祀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四代先祖。3.在居室之外另行修建的祠堂。在中轴线上，从前往后，依次建有牌坊、照壁、大门、享堂和寝堂。这三类祠堂，大多具有浓厚的地方建筑特征，民居和园林气息很浓。有的祠堂因为处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风格独特。［18］
祠堂作为家族声望、地位、经济实力和宗族凝聚力的象征，祠堂的营建便成了全体族人共同的意愿。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商帮巨贾，凭借其雄厚财力，广置祭田，大修祠堂：一为光宗耀祖，二为世代富贵。当地至今留有大量祠堂建筑。祠堂的建置尤其普及于聚族而居的南方地区。以江西省为例，据乾隆二十九年统计，全省同一族姓建的总祠89处，各地一族独建的祠处，在总计拥有78个州县的江西省，几乎所有村镇都有祠堂。祭祀对象，主要是始祖、先祖和其下以德、爵、功著称者。在祖先崇拜心理支配下，祭祖往往至数十世之远；有的大宗祠，甚至推年代久远的将相一人，供为始祖。［3］
性质特殊且规模甚大的“合族祠”，也就是联宗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联宗的产物。一些著名合族祠，其实已不是宗族组织，而是宗族间的一种同姓地域组织。
宗族内通过建祠堂、续家谱和设族田等活动，力图维系宗族发展和壮大，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达到教化人心和社会稳定的效果。［19］常建华分析，虽然家庙与宗祠同是祭祖所在，均与《家礼》有直接关系，但是建立家庙者多为高级官僚，等级观念严重，家庙名称背后蕴含着特有的社会文化意义。［20］
第三节姓氏、郡望、宗谱、族规和祠堂建筑
在全国各地，由一家一姓定居衍派而成单一村落者极为普遍。它体现了宗族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性，也给许多地名村名打上了姓氏宗族的烙印。姓氏郡望作为祠堂的堂号，又是宗族的标志，寻根问祖的文化符号。堂联高度概括本族源流、郡望世系、功臣名将、贤达胜迹，记录本姓的辉煌与荣耀，以利族人怀念与崇敬先祖，继往开来，开拓祖宗基业，光耀宗族门庭。
宗祠供奉和续修的族谱，通常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
一、姓氏郡望与堂号祠联
祠堂以显赫位置标示姓氏郡望，与历史曾经发生的以姓氏别贵贱、以郡望分尊卑的习俗和体制相关联。郡望，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开始于先秦、盛行于秦汉、魏晋时期的一种行政建制、行政区划，在唐朝以后逐渐被废除。“望”指的就是“望族”，即有声望的姓氏大族。“郡”、“望”合一，最初的含义就是指一个郡中的望族。这些宗族世代聚族而居在某个固定州郡之中，因代出英才、门庭显赫而为当地人所敬重和仰望，成为该郡望族，故称“郡望”。随着时间推移，“郡望”还被用来指称“一个家族的根源和发源地”。即一个姓氏或家族的郡望，就是指这个姓氏或家族所发源的那个郡。一般小姓有一到几个郡望，大姓则郡望较多。
作为血脉延续的姓氏，中国的姓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绵延不绝。有关专家最新的研究统计结果表明，中国人曾经使用过的姓氏高达个，而其中不少姓氏有上千年的历史。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在姓氏的传承之中得以体现。在最新公布的版《百家姓》中，姓氏人口总数在万人以上的姓有10个。其中王姓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5%；李姓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9%；张姓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83%；其余刘、陈、杨、黄、赵、吴、周7个姓氏的人口也都在万以上。这些姓氏之所以能拥有这么庞大的人口数量，是因为它们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姓”或者“著姓”。
姓在母系社会就已出现。当时，各个氏族为在交往中表明身份，用自己的氏族图腾作为标志，图腾的徽记因而成为姓的雏形。氏出现于父系社会，是姓族中的重要支系，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代表功勋和地位。西周时实行“分封制”，皇亲功臣都以封地为氏，使氏的数量大大超过姓。先秦时期，姓和氏含意不同。姓代表血缘关系，同姓不能通婚。氏则是从姓中衍生出来的分支，是特权和地位的标志，用以区别贵贱，有氏者为贵。秦代废除了原始的宗法分封制度而实行郡县制，氏失去了代表贵贱的意义，逐渐与姓合用，都成为父系血缘承袭的标志。中国现在大多数的姓，都是承袭了产生于周代的氏。［12］
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周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
秦汉时期，“姓”与“氏”逐渐合而为一，统称为“姓氏”，伴随着士族（又称世族、门阀）制度的形成，“郡望”就成为彰显各世家大族社会地位与高低贵贱的标志，并将同一姓氏中的士族与庶族、豪门与寒门区别开来。
任何姓氏均源于自己的祖宗，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变动。然而，由于诸多外力的影响，却使得改姓现象极其频繁。源于赐姓、避讳、避难、少数民族汉化、入赘、收养、字体简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改姓几乎贯穿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始终。中国的姓氏文化也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魅力。
门阀制度下，门第阀阅是指那些世代显贵、影响大的贵姓宗族家门，因显赫无比并世代传承，被称为“高门”、“著姓”。它源起于西汉末年，盛行于南北朝时期，此时“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这“四姓”指的就是以王、谢、袁、萧为代表的“侨姓”，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吴姓”，以王、崔、卢、李、郑为代表的“郡姓”以及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代表的“虏姓”。这“四姓”出身的子弟，可以高居要职。而与之相对的“寒门”、“庶姓”子弟即便是满腹才华，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出任低级官吏，还不能升迁，沉沦一生。
北魏时期，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九年详定姓族制度，确立门阀序列，其中，范阳（今河北涿州）卢氏、太原（今山西太原）王氏、荥阳（今河南荥阳）郑氏、清河（今河北清河）崔氏以及陇西（今甘肃临洮）李氏最为尊贵，被称为“五姓”。到了唐朝，这五姓加上博陵（今河北安平）崔氏、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合称“五姓七家”。这五姓世代显赫，比如，两支崔氏在唐代出任宰相的多达27人，五品以上的官员有余人，时人称之为“宰相之姓”。
“国姓”，就是王朝皇室的姓氏，地位非同一般。把“国姓”赐给异姓大臣是历代帝王收揽人心的一种手段。汉朝赐有功之臣刘姓，并规定凡是刘姓人家免除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待遇。唐朝更将赐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汉族的徐、邴、安、杜、胡、弘、郭等姓，少数民族的鲜于、阿布、舍利等姓都被赐为李姓。这种“赐姓”对于中国姓氏的发展影响很大，由此带来人口学上的“马太效应”，国姓逐渐变成大姓。唐代由于赐姓，李姓得到大发展。到了宋代，李姓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7.2%，为宋朝的第二大姓。除了李姓外，赵姓作为国姓在宋代就排名第三，仅次于王姓、李姓。王姓虽然不是国姓，却排在第一位。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著姓”了。身处“高门”“著姓”之列的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成为带动王姓人口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姓的发展与此相同。
据记载，宋代人口排名前四位的是：王、李、赵、刘四姓。年的数据显示，前四位是李、王、张、刘。赵姓虽排第九位但是仍在前列，而王、李、刘仅仅排序发生些变动。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千余年前人口姓氏的格局就已经形成，而因国姓、贵姓得到发展的姓氏成为大姓。此后，随着庶族地主的兴起以及科举制度的盛行，士族阶层逐渐消失。而伴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国姓、贵姓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把姓氏郡望作为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重要依据，不同郡望品级的人不能当同样的官，不同郡望品级的人也不能通婚，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国家谱牒中抢占显要地位的名门望族控制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高门望族为了维护其特殊地位，往往在高门之间自为婚姻以保持“血统”纯正。由于郡望与一个人的政治生活、社会交往、婚丧嫁娶都密切相关，故而受到时人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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