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类改变了大自然，可是在这多变的大自然面前，人类依然是如此的渺小。人类的历史，是一场与大自然你来我往的斗争。
中国是一个经常发生地震的国家，有记录的地震多达数万次。这些灾难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是巨大的损失。回顾这一历程，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类在地震灾害中的巨大发展，而且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保护环境、关爱生命等方面，也是十分必要的。
对地震记载古已有之《竹书纪年》记载了四次地震，也记载了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次地震，最早的两次是公元前17世纪夏末，一次是在夏王朝“皇帝七年（公元前年），泰山震动”。
第二次是在夏朝，帝癸十年（约公元前年），五星相交，流星如雨，伊洛（河南省伊水、洛水）枯竭。
《竹书纪年》，相传为晋太康二年，魏襄王墓中所出土的一本篆书，由黄帝至魏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其原稿早已经遗失。明代以来流行的《竹书纪年》被认为后人补作的伪书，称为今本。后来王国维等搜集各种古书上遗传下来的内容，复原古本成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订》。
虽有古本今本的真实性争论，有些人质疑所记地震的可信性，但所载的地震，确有其时代、地点，以古人的神秘迷信，不可能作假，必然有真实的依据，所以会有记录。再者，所谓伪书，是指其不再是真迹，也不是指其所记载的伪物。所以，夏朝“帝君在位七年，泰山大震动”应该是我国最早的一次地震记录。
“高堤为谷，深谷为陵”，大地轰鸣，顷刻间，山崩地裂，江水翻滚，堤岸成了山谷，沟壑成了小山。周幽王二年（公无前年），《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记载了陕西地区一场大地震。
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典籍中都有关于地震的记载，例如《吕氏春秋》，《国语》，《晏子春秋》，不仅记录了地震，也记录了更久远的地震。至秦汉之后，记载的地震史无前例。从《汉书》起，五行志中就将地震列为灾异。
东汉时期，张衡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器。东汉永和三年，二月三日，洛阳城的地震仪，忽然“叮叮当当”的一声响，龙口中的铜珠，落入了铜蛤蟆的口中。由此推测，洛阳西部有一场地震。
这个消息一出，整个朝堂都为之震动。但那时候洛阳已经稳如泰山，街道上熙熙攘攘，没有一丝地震的迹象，所以才会有人趁机对张衡出手。就在众人议论之时，送信的人骑马到了京城，汇报说：距离洛阳一千四百里的陇西，在初三的时候，有一场地震，证明了地动仪所提供的资料是正确的。唐宋之后，方志大盛，各地都有记载地震的记载，而且大都较为详尽。许多笔记，小说，诗集，都经常描写地震。
古代就开始了地震前兆观测中国先民在对抗地震灾害中，除了发明候风地动仪来观测地震以外，还通过数千年来的切身体验和观察，记载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现象。例如地声、地光、前震、地下水异常、气象异常、动物异常等等，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短期及临震预测预报地震知识。
中国祖先对地震的预测，并不局限于单个的地震前兆；他们也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所有的预测地震的先兆。
例如，清高宗乾隆二十年所著的《银川小志》，就是清初一名厨子，与几个同乡一起预测了地震的征兆，其中写道：“宁夏的地震，多在春季、冬季，若井水突然浑浊，鞭炮连绵，犬吠不绝，以防万一。”
根据此篇记录，中国人除将宁夏地震分为春季和冬季两个季节以外，还提出了井水变化、地声、动物异常与地震之间的联系，并将各种前兆现象结合起来进行预测。
这种综合性观点是很合乎科学精神的，因为地震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现象，要对它的发生做出准确预报，就必须采取各种途径、各种手段，从各个不同角度，将各种观测方法所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而不能仅仅根据某种异常现象，就轻易做地震预报。
古代的防震和抗震措施在地震中，要降低或避免人员伤亡，必须采取相应的抗震措施。中国的古人，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找到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方法。
在房屋抗震方面，古人曾经得到很多的切身经验。台湾是中国最容易发生地震的省份，中国祖先在建造城市时，就已经意识到“台地（台湾）很少有常年不震的现象”，并采取了相应的防震措施。
比如在淡水，有些城墙就是用竹子和木材建造而成。利用竹子和木材建造城市，不仅可以就地取材，而且非常经济，最主要的是，竹子具有柔韧、轻、耐震的特性，是一种非常好的抗震建材。在其它震区，中国祖先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云南地震频繁的地区，通常采用荆条、木筋草等作为墙体的材料，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古代的先民在建造房屋、桥梁、高塔、寺庙时，往往要注意地基的牢固、建筑物的坚固、整体的完整性。尤其是在多震区，他们更加重视地震的危险性，并认真思考。
由中国古代建筑物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先民在此领域的卓越才智，他们对于地震的设计与建造有着丰富的认识。举例来说，天津的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高达60余米的山西应县的木塔，以及隋代修建的河北赵县，横跨江水的赵州桥，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桥梁，现今依然挺立。
它们都位于地震较多的华北地震区，经过多次不同程度的地震震撼，到现在还巍然屹立，不仅可证明古人在建筑技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也可供作今人研究建筑物抗震性能之用。
地震过后，一些建筑倒塌，一些建筑被摧毁，余震不断，生命和财产都受到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进行抗震？这个问题很关键。
古籍上有很多中国人的做法，就是用木板、席子、茅草等东西搭起棚子，或者在空地上搭建房屋，以减少伤亡和损失。关于这一点的记录，最早出现在宋朝，到了宋朝，史无前例，如：“居士畏盖，编茅屋”，“农舍戴星架木，草铺作寝室”，“居间空隙，以木制棚屋，以草制芦苇”，“居间空隙，以木为棚，以草为庐”。
这些方法在地震和灾害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历史上也有详细的记录，比如河北磁县道光十年（西元年）4月22日，河北磁县发生了一场7.5级的地震，震后余震不断，到了五月七日，一场强烈的余震将所有的房子都震塌了，幸好居民及时露面或搭起了帐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故宫档案）。由于这种抗震措施简单、安全、高效，因此至今仍在使用。
中国的祖先，不仅对地震前后的防震和抗震知识有丰富的认识，而且在遇到强烈地震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时间从房子里逃出来，如何采取应急措施，以减少人员的伤亡，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西元年）1月2日，陕西华县一场8级大地震，幸存下来的秦可大，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撰写了《地震记》，其中有关于大震的应变对策。他说：“为民之所用，应在屋檐下铺上木板，在里面搭上坚固的木床，若有异动，不能迅速离开，等待时机，即使有倾覆，也可寄希望于床板的坚实。实力不够的人，就会选择一个破绽，然后闪开。”
现今，由于地震预测技术尚不完善，又遇上突发的地震，人们来不及逃出房屋，只能在坚固的房屋内躲避，避免被震死，这在现今的防震抗震中，仍是一项重大举措。由此可见，秦可大在四百多年前，所说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
在我国古代建筑中，很多古代建筑都总结并运用了一些防震技术，这些技术在结构和性能上都有很好的效果。比如山西应县木塔，历经数千年而屹立不倒，历经多次地震灾害，成为全国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
专家对木塔的防震特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塔基牢固，地下土层结构致密稳定，柱根深度基本不变，从而保证了整体的沉陷；在桩基的上面加上了石基，先是方形，然后是八边形，非常稳定；塔高与地基的比值为2:1，这对塔身的稳定是有利的；塔身结构匀称，八边形坚固，阁楼是框架结构，中间有一根凹槽作为稳固，五层楼阁的外槽上有四个暗层，后面还增加了一些斜撑。
整个木塔的“木”结构具有我国古建筑“梁架榫卯”结构的抗震优点。
古为今用的古代地震史料纵观近四千年的我国古代地震史料，它是一份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宝贵的财富。解放后，相关部门对从公元前至公元年的约九千次地震进行了整理，发现了约次的破坏性地震。地震资料的珍贵，不但使后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地震的状况，而且还能对浩如烟海的地震资料进行科学的整理。
在此基础上，画出了我国的震源区，并指出了地震活动的活跃时期和稳定时期，从而揭示了地震的规律性。
对明朝地震活动的方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显示，以东北为最多，西北为次之。这两个方向正好是我国的主要地质构造。通过对地震资料的分析，证明了根据地质构造找出地震成因的方法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再如，对华北地区近千年的地震资料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活动与安宁阶段具有周期性的变动，九百年来，经过三次活动和三次平缓，现在已经进入了四次活动期，并且活动期的持续时间也在不断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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