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执恩师张焕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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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执、恩师张焕瑞先生赵长青张焕瑞先生是我父亲的同学，是我父亲的好友。张焕瑞先生是我的恩师，是我的贵人。昔日，在我们村上高小时，张焕瑞先生与我父亲同班。在我们村上初中时，他又与我父亲同级。因为性情相近，他们关系友善。父亲大病之前，曾对我多次提到他的同学张焕瑞先生。由此，我知道了张焕瑞先生的一些情况。张焕瑞先生是我们村东边邻村曹谷疃村人。他初中毕业后，即参加了工作。曾供职于赵县广播站、赵县文物保护所等单位。父亲提到张焕瑞先生时，他已在赵县文化馆担任着馆长一职了。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与张焕瑞先生何时同学，只是主观地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初中同学。因为那时，位于我们村村南的那所学校——马谷庄中学是一所县属学校，前来就读者众。近年，在读了贺赵丁先生的回忆录后，为核实父亲上初中时到底在哪个班就读，曾致电张焕瑞先生。作为亲历者，他的回答，消除了我心中的疑问。在我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之后，曾经产生过调离教育系统，到县文化馆工作的想法。因为我知道，县文化馆有个创作组，并编印发表文学艺术作品的期刊《赵县文艺》。为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由李文进老师引见，我曾多次到那里向创作组的张增辉老师请教，也曾将自己的习作向《赵县文艺》投稿。终于，我的处女作散文诗《朝露》发表于《赵县文艺》。虽然因其稚嫩，只占据了极小的一隅，却在我的心中点燃了文学之火。在我的心目中，县文化馆就是圣地。我向往那里，当然希望能够到那里工作。我产生这种想法时，张焕瑞先生正好在那里任馆长。于是，我便对父亲谈了我的想法。父亲很高兴，说:“我去问问。”我不记得父亲是否去问过张焕瑞先生了。是我自己又改变了主意，这件事便没有继续。当时，县文联挂靠在县文化局。除主持文化馆的工作外，张焕瑞先生还负责处理县文联的事务。记得，我好像问过他有关县文联的事。他告诉我，他除任县文化馆馆长之职外，还兼任着县文联副主席之职。因此，凡是由市文联下达给县文联的任务，都由他负责实施完成。他就曾多次向我传达过市文联的通知，督促我按时完成市文联安排的工作。年初，市文联要评选首届石家庄市十佳青年作家。像往常一样，张焕瑞先生将这个通知的精神传达给了我，并让我及时上报有关材料。因为信心不足，我犹豫了又犹豫，在截止日期到了时依然没有上报材料。几天后的一天中午，我从学校下班，刚回到家里，父亲就对我说，刚才，他的同学张焕瑞先生来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向市里报材料，让我明天赶紧报过去。看得出，父亲对于张焕瑞先生的来访是很高兴的。一是因为张焕瑞先生是他的老同学，二是因为好像他的儿子有了点儿出息。于是，我便马上与张焕瑞先生联系。张焕瑞先生告诉我，是市文联主席袁学骏老师打电话给他，催我上报材料。他说：“袁老师很重视你，明天就去市里送材料吧。”我想，我不能再犹豫了，我必须把材料报上去了。我不能辜负袁学骏老师与张焕瑞先生对我的期望。我不能再说别的，就说：“行，明天我就去。”那天下午，我即将发表我的作品的报刊及我的作品的获奖证书收集起来，赴县城全部复印。第二天早晨，我就乘长途客车赴石家庄长途汽车站，又乘市内公交车赶到了市文联。到了那里，市文联负责此项工作的那位老师说：“你来了，好。就等你的材料了。”此时，距报送材料截止日期已经过去好几天了。看来，我真的是引起了袁学骏老师的重视，他们真的是在等着我上报材料。过了没多长时间，评选结果公布，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首届石家庄市十佳青年作家之列。我感到震惊，感到欣喜。我没想到，一直默默笔耕的我，竟然已经走到全市青年作家的前面了。平时，我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看来，只要耕耘，就有收获。这使我知道，这句话所说的道理，是千真万确的，是不可置疑的。当时，我经常向市教育局主办的报纸《读写天地》投稿，在其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并且，我的散文常常被排在头版头条位置。此报一位编辑曾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几位编辑都喜欢您的散文。您的语言简洁，质朴，清新，很是老到。我们一直以为您是一位老先生，没想到您还这么年轻。”。他还说，深受他们喜爱的散文作者，还有唐山的张丽钧及深泽的张彦华。他所说的张丽钧，就是曾被评选为河北省十佳作家、《读者》等名刊的签约作家张丽钧。他所说的张彦华，后来成为我的好友，现于深泽县一单位从事管理工作。那时，我总以为，那位编辑所说的是客气话，是为鼓励我继续投稿才这样说的。看来，他说的是真心话，我的作品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倒是我自己低估自己了，小看自己了。我一向自卑，对于我来说，当时我的表现也属正常。惊喜的同时，我的心中涌动着强烈的感激之情。我觉得，我特别需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袁学骏老师。作为市文联主席，他在那么多的作者中发现了我。为了将我推出，他竟然催我等我。我与袁学骏老师，没有任何私交，至今我都不知他家位于何处。他公正无私，求贤若渴。我不敢说，他是慧眼视珠，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珍珠。然而，我敢说，他确实有着一双能够洞穿人心的慧眼。多年来，在他的带动下，石家庄市文学艺术活动非常活跃，涌现出一大批文学艺术方面的人才。还有一个就是张焕瑞先生。作为县文化馆馆长、县文联副主席，他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如果不是他躬身亲临我家，不是他不厌其烦地再次动员，以我的脾性，我是不会上报那些材料的。果真如此的话，我大概就不会是现在依然向上的样子，而完全是另外一种萎靡颓唐的样子了。就因为这件事，我一直将张焕瑞先生视为我的恩师、我的贵人，推动我前行的不可或缺的恩师、贵人。年，我创办了县作家协会会报《赵州桥畔》。先编印了一期试刊号，反响不错。于是，便筹备编印创刊号。通过电话，我将此事告知了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铁凝，并请她为创刊号题词。铁凝表示支持，说：“好，我写。这样吧，为了不耽误你们印刷，我先发过去题词的传真。你们先印着，原件我给你邮过去吧。”我知道，铁凝的手迹珍贵，为了防止邮途中遗失，便说：“原件先在您那儿放着吧，我找时间去取。”没过几天，我便接到省作协办公室一位女士的电话，说铁凝主席的题词写好了，让我准备接收传真。当时，在我工作的县教育局，只有招生办有一台传真机。我便赶紧跑到招生办，在招生办同事的帮助下，我收到了铁凝题词的传真件。在一张16开的省作协的便笺上，铁凝用钢笔写道：“祝家乡的文学事业繁荣兴盛！”落款：“铁凝年秋”。是行书字体，劲健而流利。忘记是哪一期了，在编印之前，我向张焕瑞先生约稿。很快，我便收到了他的题为《墓碑上的女权》的稿件。这是一篇考证文章，根植赵县本土，颇有见地。在校稿时，我发现，张焕瑞先生的这篇文章中，有几个字似不太准确，便自以为是地做了修改。张焕瑞先生看到这期报纸后，给我打来电话，称赞我改得好，说他粗心了。我连连道歉，说因时间太紧，没来得及征求他的意见。张焕瑞先生说：“没事儿。该改就改。我相信你！”听得出，他的话是真诚的，并非虚言。年的一天，张焕瑞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还在北京，打算出一本书，计划收入《墓碑上的女权》那篇文章，却找不到那期报纸了，问我能否找到。我说，我有这篇文章的电子版，可以发过去，这样更快捷更方便。又经过几次联系，我将这篇文章的电子版给他发了过去。可以想见，看到这篇多年前创作的旧文，张焕瑞先生一定是非常高兴的。作为前辈，张焕瑞先生一直对我特别关心，并对我寄以厚望。有一年，为了让我能够专注于文学创作，县委宣传部领导打算调我到县文化馆工作。我犹豫不决，便向张焕瑞先生咨询。因为他曾任县文馆馆长多年，了解那里的情况。张焕瑞先生对我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使我打消了调动的念头儿。年的一天，县政协召开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我与张焕瑞先生都参加了。在发言时，他对我任执行主编的县文联主办的内刊《赵州桥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赵州桥畔》选用的作品质量高，校对精细，整体大气高雅，很上档次。他说，长青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县政协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他的发言，让我感动。长期以来，为赵县文学事业的发展，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可是，张焕瑞先生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向县级领导将我予以推荐的人。我知道，他完全是出于公正之心，没有任何私念掺杂于其中。张焕瑞先生学识渊博，文字功底深厚。他的学识，他的文字，是远超于那些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的所谓的文化人的。他是真正的赵县通，他是真正通晓赵县历史文化的文化人。我没有见过他吹嘘过自己，炫耀过自己，更没有见过他嘲讽过别人，贬损过别人。我见到的，只是他谦逊的笑容，只是他朴实的话语。我见到的，只是他严谨的文章，只是他厚实的著作。他是县政协年刊《赵州文史》的主要撰稿人，他发表于其中的文章我见之必读。他出版了文史专著《赵州揽胜》，他题赠于我的此书使我受益匪浅。多年前，在河北省散文学会与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举办一次活动时，组织者、著名民俗专家、文艺评论家袁学骏老师对我说：“你们县的张焕瑞老先生很不简单，是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你要多向他请教，多向他学习。”我深以为然，说：“我了解张焕瑞先生。我一定向他请教，向他学习。”张焕瑞先生有3个儿子，其中有两个考上了大学，并且考上的都是名牌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当时，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人考上大学已属罕见，像张焕瑞先生家这样，两个人考上同一所名牌大学，则可称凤毛麟角。其长子张立宪，大学毕业后，在《河北日报》社工作，是采编俱佳的骨干编辑。后辞职下海，漂于北京。历尽艰辛后，以《读库》引人嘱目。曾入央视，接受柴静专访。亦曾客串演员，为电影《神探亨利张》主角。其号老六，为读书界熟知。年，山东作家自牧来访，说起京城老六，其竟亦了然于胸，并云喜阅《读库》。由此可见，老六及其《读库》影响之巨。虽然如此，我却从未见过张焕瑞先生对老六及其《读库》大谈特谈。当我问及时，他平淡如水，说：“是。立宪在北京出书，名叫《读库》。”他的表现，好像是在说：“出书，也是很平常的工作啊，没什么特殊的呀。”前些年，他在赵县，我时不时地能够见到他。有时是在乡村的路上，有时是在县城的街里。他总是骑着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沉稳地不紧不慢地走着。他总是面带慈祥的微笑，若有所思。近些年，听说他到北京去了，住在儿子那里。于是，在县政协召开文史工作会议时，他便很少参加了。有时能够参加，是因为他正好从北京回到了赵县。我知道，他热爱文史工作，他非常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议，非常愿意接触同样热爱文史工作的人。他虽然身在北京，可是心在赵县。我就常常接到他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常常问我：“最近，搞没搞活动？出过新的刊物吗？”我知道，他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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