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同时又是一位非常平庸的人。《隋书高祖纪》评论他“雅好符瑞，暗于大道”。隋文帝从小信佛，既长佛崇佛，老来佞佛，他广修塔寺，广度僧尼，广写佛经，广造佛像，广交僧尼，是一位极其虔诚的佛教信徒，自称前生是天竺国佛祖身边一位金刚，而且他又是一位迷信鬼神及符瑞的人。
有隋一代，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皆信佛、崇佛，其佛事之盛，前所未有。“北方佛教重行为（汤用彤《往日杂编》）”，当时北方广为流行的《佛说诸德福田经》曰：“佛告天帝，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固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此经北方流行甚广，敦煌莫高窟中，即有依此构画之“经变”。受这类佛典影响，世间福业自然蓬勃开展。
修路架桥作为佛教倡导的一项重要福业，上至官吏下到平民皆踊跃响应。以河南武陟县义桥为例，碑刻记载，在怀州长史等地方官员率领下，“助福者比肩，献义者联毂，共陈心力”。赵州桥虽未见此类记载，但从其众多的修桥主题名石分析推断，亦当如是。
佛教信徒的追求，当为生者平安富贵，死者往生极乐，如何实现这一理想，按照佛经的要求，就要广施福田，广兴福业。既然修路架桥为兴福业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上至官吏下到平民一定会踊跃响应，自然就会想到建造桥梁，便利通行。因此，建造赵州桥，宗教信仰力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起因。通俗点讲，就是民众为“行好”、“做好事”、得“好报”，才起意修建赵州桥。
平棘李氏是当地最大的家族，遍布当时的平棘（赵县）、广阿（今隆尧东部）、柏仁（今隆尧西部）、元氏、房子（临城）、高邑（开皇十六年分为高邑、柏乡、赞皇三县）等县，这个家族历来有帮困济贫、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东祖房李春的堂叔李士谦，人称“活菩萨”，他继承了祖上巨大遗产，家中特别富有，但自己日常生活十分简朴，而常把救济施舍作为事业，当然对洨河上架桥也不例外，他不仅自己大力参与，还动员组织整个李氏家族加入这一公益活动，其堂侄李春曾在封斯的槐水上修桥，自然就成了洨河桥的匠师了，或类似于今日的总工程师。
开皇六年（年）夏天，李士谦、李春叔侄俩几次到洨河沿岸勘察地形，选择适宜架桥的地段，最终选定郡署正南五里稍偏西的洨河河段。其上游是长约1.5公里的直行河道，再往上长约1.5公里是S形的转弯河道，自然地迫使洨河之水流速减缓趋稳，冲击力大大降低。水流进入直行河道后，流速更加平稳，如此则可提高桥梁的安全系数。另外，这里两岸土质较好，且地势也较为开阔，便于施工和储料。
李春回封斯家中后，根据实测情况，开始构思设计洨河桥，制订施工方案。在设计中，又几次到现场勘测。转眼到了开皇七年夏天，封斯一带的槐水发了一场大水，由于石桥阻挡，致使河水溢出河岸，使自家大片庄稼受灾。一场洪水灾害引起李春深思：封斯槐水桥为半圆形实腹单拱桥，只能由这一单拱圈泄洪，如增大泄洪量，必然要增加拱圈高度，这样势必上下不便影响交通。李春经过反复琢磨探考，决定将洨河桥设计成跨度大弧形平的敞肩拱的形式，至开皇八年终于拿出了完整的设计方案。但也就在这一年主要出资方其堂叔李士谦去世了，百姓无不痛哭流涕，自发送葬的超过万人，李春自然也陷入无限悲痛之中，由于悲伤过度竟至卧床不起，建桥计划只能后推。
开皇十二年，被考评为全国牧宰第一的隋皇室杨达由郑州刺史调任赵州刺史。杨达巡视全州之后，深为洨河阻断交通要道发愁，听说李春曾考察过洨河河道，并已设计出了架桥方案，于是专门到封斯看望了大病初愈的李春，并与李春一起详细探讨了建桥方案。在杨达的鼓励支持下，李春立即投入了建桥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发动李氏家族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物出物，以救济施舍为业的李士谦虽然已经过世，但其妻范阳卢氏继承其夫遗志，毅然捐出石谷，并免除60人奴婢身份，支持李春修桥。
未完待续……
来源：《赵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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