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于赵郡李氏,可祖籍赵县却不见有他的

李德裕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出身于名门望祖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是唐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之子。《新唐书》记载：李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他不屑于和举子一起参加科考，在十九岁时就凭借门荫当上了校书郎。穆宗即位之初，禁中书诏典册，多出其手。历任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左仆射，并在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年）和武宗天成五年（公元年）两度为相。他出身于赵郡李氏，可祖籍赵县却不见有他的任何遗存和纪念场景，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赵县志》有一篇文章《祖孙食邑赞皇、父子官居宰相》，文中写道“德裕模金的故事流传至今”，那么，“德裕模金”是何掌故？出自哪家哪典却语焉不详。查明代《隆庆赵州志》、清代《直隶赵州志》均不见有“德裕模金”的记载。可见曾在历史上传布四方影响深远的“德裕模金”到现在已鲜为人知了。

年国家司法考试题库中的试题解析。该试题内容为三国时期县令张举审理的一起恶妇纵火杀夫案。在讨论“据状断之”这一法律规定时提到了“有的案件是告诫辨析疑难不容疏忽的。例如“德裕模金”，是写唐代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审理甘露寺主事僧等诬控前任主事僧移交寺产时私吞黄金一案，李巧令原告等分别用黄泥捏出被侵吞黄金的形状，结果所捏各不相同，因而揭破了挟嫌诬告”。这一发现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顺藤摸瓜查出记载这一案例的是五代后晋时期和凝父子编著的《疑狱集》。关于“德裕模金”书中记载如下：

“唐李德裕，鎮浙西。有甘露寺主僧，訴交割常住物，被前知事僧沒金若干兩，引前數輩為證，遞相交付，文籍在焉。新受代者已服盜取之罪，未窮破用之所。德裕疑其非實，僧乃訴冤曰：「居寺者樂於知事，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眾人以某孤立，不狎流輩，欲乘此擠之。」德裕惻然曰：「此不難知也。」乃以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坐兜子中，門皆向壁，不得相見。各與黃泥，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形狀，以憑證據。而形狀皆不同，於是劾其誣罔，一一服罪。舊不著出處”。这一案例的内容是说李德裕在镇守浙西时，接触了这样一件案子：甘露寺的主事和尚，在交割寺产时，控告前任主事私吞黄金，引领前几届主事作证。他们都说，这个主事初任时，有交接文书，现文书尚在，黄金却没了。最后接受文书的和尚已承认盗窃罪行，却不能说明黄金的去处。

李德裕认为，未查清这些黄金是怎么耗用的，转手给谁也没证实，疑点甚多，便去询问被控告的前主事僧。这个和尚就诉说冤枉并指出：寺中和尚都争抢作主事，历届接交都是空交文书，其实并没有黄金。大家认为他不合群，是想用这件事孤立他，乘机把他挤走。李德裕听后，轻松说道这不难查出真相，便把几届前任主事和尚请来对证。责令他们分别坐在竹轿内，且轿门面墙互不相见。并让他们用黄泥，捏成各自交接时黄金的模型，以此作为黄金有无的证据。结果他们所捏形状各不相同，于是就断定前任主事在陷害后主事僧，判他们诬陷罪。这些主事僧都如实认罪。

文章最后写道“旧不著出处”。那么，其他典籍中有没有此案的记载呢？《新唐书．艺文志》在《桂苑丛谈》一卷中有一则“太尉朱崖辩狱”。

“太尉朱崖出镇浙右。有甘露知主事者，诉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隐用，却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割文字分明，众词皆指以新得替者隐用之。且初上之时，交领既分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鞫成具狱，服罪昭昭。然未穷破用之所由，或以僧人不拘细行而费之，以是无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虑之际，公疑其未尽，徵以意揣之髡人乃具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已来，空交分两文书，其实无金。众以某孤立，不杂辈流，欲乘此挤排之。”因流涕不胜其冤。公乃悯而恻之，曰：“此固非难也。”俯仰之间曰：“吾得之矣”。乃立従召兜子数乘，命关联僧入对事，咸遣蔽帘子，毕令门不相对，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后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辈，皆一一服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

太尉朱崖当是李德裕无疑。其所记内容便是李德裕在浙西任上判明金山甘露寺知事允躬隐没庙金冤案。这就应当是“德裕模金”的实际内容。由于通篇文章中没有出现李德裕的名与字，所以后人在查找其事迹时就往往忽而略之。

和凝在编著《疑狱集》时官至左仆射，且在五代历朝都为高官，对于达官显贵的逸闻趣事应该知道的非常清楚。在专制的封建王朝官府办案虽要求依律而断，但是实践中由于侦查手段的限制在审理疑难案件时，多是依理而推、依“案”而推。这一个案指的就是典型案例。《疑狱集》作为前朝成功审断疑难案件的案例汇编，其目的就是要宣传“明慎用刑”，从“矜恕”出发，按照人情事理分析和推究案情，严防枉滥的办案思想。所收编案例必然为真实可信。

“德裕模金”这一史料在李德裕跌宕起伏的宦海生涯中算是一件小事，但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李德裕“料事明决”、“独立不惧，经制四方”的卓越才能。“德裕模金”是李德裕的佳作却没有记在他的传纪之下，而是通过《疑狱集》作为查办疑难案件的标本得以流传，算是一件趣事吧。